特朗普签署10%全球关税行政令：司法挫败后的贸易政策转向

2026年2月20日下午，华盛顿白宫西翼新闻发布厅。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站在讲台后，宣布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10%的全球关税。几小时前，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推翻了他此前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关税体系。这场总统行政权力与司法审查之间的碰撞，涉及超过1700亿美元的潜在关税退款，也意味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贸易政策进入一个更不确定的阶段。

最高法院判决与白宫的即时反应

2月20日上午10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宣读判决，明确划定了行政权力的边界。判决认定，1977年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未授权总统单方面征收关税，特朗普政府2025年4月2日实施的“互惠关税”超越了该法律范畴。这份由罗伯茨主笔的判决书获得了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逊、埃琳娜·卡根、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以及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埃米·科尼·巴雷特、尼尔·戈萨奇、约翰·罗伯茨）的支持。持反对意见的是布雷特·卡瓦诺、塞缪尔·阿利托和克拉伦斯·托马斯三位保守派大法官。

值得注意的是，投下赞成票的巴雷特和戈萨奇均由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提名。判决书中有一段论述直接指向权力制衡问题：“如果允许政府继续其关税议程，将用不受约束的总统决策取代行政与立法部门在贸易政策上的历史性协作。”数据显示，依据被推翻的关税令，美国财政部已征收至少1300亿美元关税，其中2025年10月单月关税收入达到340亿美元。

下午3点38分，特朗普出现在白宫记者面前。他首先对最高法院进行激烈抨击，称某些大法官“非常不爱国”、“对我们宪法不忠”，甚至暗示他们可能受到外国利益影响。但他很快话锋一转，宣布将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一项从未被任何美国总统动用过的法律条款。该条款允许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单方面征收最高15%的关税，有效期限制为150天。特朗普说：“我将走一条不同的路，可能是我最初就应该走的路，这比我们最初的选择更加强有力。”

法律工具箱的切换与政策延续性

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切换到《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并非简单的法律条文替换。前者基于“国家紧急状态”的宽泛授权，曾被用于冻结外国资产、实施金融制裁；后者则明确属于贸易政策工具，但设计初衷是应对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等特定情况。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贸易法教授珍妮弗·希尔曼指出，第122条自1974年颁布以来，历经六位总统从未被启用，部分原因在于其严苛的限制条件——150天后必须得到国会行动支持，否则自动失效。

白宫官员在背景简报中透露，新关税令将包含一系列豁免条款：特定矿产、自然资源、化肥、部分农产品如柑橘和牛肉、药品、部分电子产品及特定车辆类别可免于10%关税。根据《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出口的大部分商品将继续享受豁免。但欧盟、英国、印度等与美国签有贸易协定的伙伴，将面临新全球关税的覆盖，此前谈判达成的优惠税率暂时悬置。

特朗普同时宣布，将启动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新一轮调查。前者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曾是他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后者以“国家安全”为由，曾被用于对钢铁和铝制品征收关税。这种多线并进的策略，反映出白宫贸易团队的核心思路：当一条路径被司法阻断，立即启用备用路径，保持对贸易伙伴的压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分析，这种策略创造了“持续的不确定性”，迫使企业在规划供应链时，必须将美国贸易政策的突变性作为核心风险因素。

经济现实与政治叙事的张力

特朗普在记者会上强调，新关税将“保护我们的国家，带来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然而，现有数据描绘了一幅更复杂的图景。美国商务部2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从2024年的1.20万亿美元扩大至1.24万亿美元。尽管整体贸易逆差（含服务）从9030亿美元微降至9010亿美元，但货物逆差的扩大表明，关税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消费模式和全球供应链结构。

一个关键矛盾在于关税的实际承担者。美国关税表在技术上是向外国出口商征收，但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关税成本主要通过提高进口商品价格，最终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代表800多家企业的联盟“我们支付关税”在判决后立即发表声明，要求对已被推翻的关税进行“全面、迅速、自动”的退款。大型零售商好市多已于2025年提起诉讼，挑战关税的合法性并寻求退款。当被问及退款问题时，特朗普承认这将成为“未来数年法庭诉讼的主题”。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全球贸易体系的规则适应性。特朗普第一任期实施的关税，已经促使许多企业重新配置供应链，将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墨西哥等国。2025年4月的全球关税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如今，即便最高法院推翻了部分关税，这些基于地缘政治风险评估的供应链转移也不会轻易逆转。新加坡国立大学贸易政策专家亚历山大·卡普里指出，企业意识到“美国贸易政策已成为一个高度波动的变量”，因此更倾向于构建多元化、抗冲击的供应链网络，即使这意味着短期成本的上升。

制度制衡与“特朗普主义”的持久战

2月20日的交锋，本质上是美国三权分立体系对“特朗普主义”治理模式的一次压力测试。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6比3）总体上对其行政权力扩张持宽容态度，尤其在移民政策和联邦政府重组方面。但此次关税案中，三位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中有两位（巴雷特、戈萨奇）加入了限制总统权力的阵营，这传递出一个信号：即便是意识形态相近的法官，也对行政权力无限扩张抱有制度性的警惕。

然而，特朗普的即时反应——数小时内宣布替代方案——也凸显了现代总统权力工具箱的深度。通过行政命令、现有法律条款的创造性解释以及持续的法律挑战，一位决心重塑贸易政策的总统可以制造出连绵不断的政策事实，迫使法院、国会和贸易伙伴处于持续应对状态。布鲁金斯学会治理研究主任威廉·高尔斯顿认为，这种模式产生了“规制疲劳”，最终可能迫使各方接受一个关税水平整体上移的新常态。

从战略角度看，特朗普贸易议程的最终目标可能不仅是经济上的。通过反复展示其挑战现有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意愿，并向支持者证明“深层国家”（包括司法系统）无法阻止他的议程，特朗普也在巩固其政治叙事。2025年4月他宣布全球关税时，手持一份列有数十个国家的清单，将其称为“解放日”行动。这种将经济政策戏剧化、对抗化的表述，是其政治品牌的核心组成部分。

150天后，当《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授权到期时，这场博弈将进入下一个回合。国会是否会有足够动力和共识采取行动？关税引发的通胀压力是否会改变政治计算？盟国是会寻求联合法律反制，还是各自进行双边谈判？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明确答案。唯一确定的是，全球贸易体系正面对一个不再以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为核心考量的美国，适应这种新现实的过程，将充满法律争议、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摩擦。

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灯光在2月20日深夜依然亮着。那份关于10%全球关税的行政命令已经签署完毕，等待次晨发布在《联邦公报》上。而在最高法院的大理石殿堂里，法官们或许已在思考下一个可能到来的案件——关于第122条的解释，或者关于那1700亿美元退款的归属。这是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赛跑，一方在不断创造新的事实，另一方在努力划定权力的边界。全球市场的脉搏，随着华盛顿的每一个法律动作而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