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陵兰主权共识下的北极棋局：中国与加拿大的“默契”与中俄北极合作的深化

2026年1月，渥太华的冬日寒意正浓。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内，大使丛培武通过翻译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在支持格陵兰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与加拿大“看法一致”。这番表态的背景，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重提对格陵兰的领土主张，以及关于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的“政治修辞”所引发的北约内部紧张。丛培武强调，中国一贯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批评“选择性适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就在中国与加拿大就格陵兰问题展现外交“默契”的同时，来自哈佛大学和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等机构的专家们却在另一个研讨会上发出警告：在更广阔的北极地区，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与战略合作正在显著深化，尤其是在2022年之后。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格陵兰问题上高举“规则”旗帜，同时在北极其他区域与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深化合作——勾勒出当前北极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图景。中国如何在“近北极国家”的自我定位下，平衡其“规则维护者”形象与日益增长的战略利益？北极，这片曾经被视为全球治理与合作典范的“净土”，正如何演变为大国竞争的新前沿？

格陵兰：一个共识的诞生与地缘政治工具

格陵兰，这个世界最大的岛屿，因其日益凸显的战略价值与资源潜力，近年来屡次成为国际头条。其主权归属丹麦，但享有高度自治。1951年，美国与丹麦签署了关于格陵兰的防务协定，美国承诺在该岛受到军事威胁时提供防御。然而，特朗普任内及之后，关于美国“接管”或“购买”格陵兰的言论屡次出现，理由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这种基于强权政治的领土主张，直接冲击了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准则。

中国的介入时机堪称精妙。 丛培武大使的发言，以及中国驻华盛顿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对国际法的呼吁，并非孤立事件。分析显示，北京敏锐地捕捉到了北约内部因美国单边主张而产生的裂痕，尤其是加拿大等中等强国对超级大国“任性行为”的担忧。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呼吁中等力量联合反对“大国”经济胁迫的演讲，尽管未点名，但被北京方面仔细研读。中国借此机会，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坚守联合国宪章原则的稳定力量。

这种姿态具有多重战略效用。首先，它在外交上拉近了与加拿大的距离。加拿大作为北极八国之一，对北极事务拥有直接发言权，且对美国过于强势的北极政策心存警惕。中加在格陵兰问题上形成某种共识，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合作支点。其次，它有效对冲了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在南海“不遵守国际法”的指责。通过在高调场合强调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北京试图构建一个前后一致的“规则维护者”叙事，尽管其具体实践在不同海域存在显著差异。

然而，这种共识的基础是脆弱的。加拿大2024年底发布的北极外交政策文件清晰地表明了对中国北极活动的深度怀疑。文件指出，中国寻求在北极发展商业航运、开发关键矿物、天然气和渔业资源，其科考活动具有“军民两用”性质。文件强调，中国在加拿大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研究必须获得渥太华同意，且加方将“仔细审查任何此类请求”。这意味着，在格陵兰主权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并未转化为加拿大对中国全面参与北极事务的信任票。

“近北极国家”的转型：从投资驱动到科研与安全合作

多年来，中国自称“近北极国家”，尽管其领土最北端距离北极圈尚有约1500公里。这一自我定位曾与“冰上丝绸之路”的宏大倡议紧密相连，旨在通过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深度融入北极开发。然而，哈佛大学北极倡议负责人詹妮弗·斯彭斯的观察揭示了一个重要转变：中国已经缩减了在北极的直接投资，并减少了“近北极国家”和“冰上丝绸之路”等术语的使用频率。

斯彭斯指出，正是北极国家政策反应的转变导致了这一结果。北极国家最初对中国商业投资持开放态度，但后来“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立场。出于对战略资产流失和国家安全风险的担忧，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收紧了外国投资审查，特别是在关键矿产和基础设施领域。这迫使中国调整了北极参与策略。

投资遇阻，科研与安全合作成为新焦点。 中国的北极活动重心明显转向了科学研究。这包括派遣破冰科考船（如“雪龙”号）进行极地考察，以及在海底技术和空间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中国大使丛培武也强调，中国在北极的活动目标是“促进该地区发展”和“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并特别提到支持应对气候变化。

但问题在于，正如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伊丽莎白·维什尼克所指出的，这些尖端技术几乎都是“军民两用”的。海底测绘、遥感、卫星通信等科研能力，可以无缝转化为潜艇导航、导弹瞄准和战场感知的军事用途。这恰恰是加拿大等北极国家在官方文件中表达担忧的核心原因。中国的北极科研活动，因此被笼罩在一层战略模糊的面纱之下。

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北极的合作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维什尼克分析，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国际制裁导致西方资本与技术大量撤离俄罗斯北极项目。陷入孤立的莫斯科“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对中国的依赖急剧加深。此前不愿让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的俄罗斯，现在转而积极寻求与北京的合作。

这种合作迅速从经济领域蔓延至安全领域。“2022年之后，你会看到中俄军事合作深化，在北极地区也是如此。”维什尼克描述，在白令海峡——连接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的关键水域——中俄海岸警卫队及军方已进行了多种联合演习。其根本动力在于共同的战略利益：北方海航道对中国的商业与战略价值日益提升，而俄罗斯需要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开发这条航道。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条能缩短欧亚航运距离、规避传统咽喉要道的“战略通道”；对俄罗斯而言，这是其开发远东、获取收入的生命线。

中俄北极轴心：动机、形态与地区反应

中俄在北极走近，并非简单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深刻的地缘战略互补性。这种合作呈现出多层次、多领域的特点。

经济与物流层面，北方海航道是核心纽带。 随着北极冰盖加速融化，这条沿俄罗斯北部海岸线延伸的航道通航窗口期延长。中国已是该航道最重要的使用国之一，运输货物以能源（液化天然气）、矿产为主。中国对航道基础设施（如港口、破冰船、导航系统）的投资和技术支持，直接助力俄罗斯的北极开发战略。反过来，稳定、高效的北方海航道符合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延伸的诉求。

安全与军事层面，合作已进入实操阶段。 除了在白令海的联合演习，两国在情报共享、卫星监视、反潜作战等领域的协调可能性令西方分析家警惕。维什尼克驳斥了特朗普关于中俄舰艇“环绕格陵兰”的说法，指出两国活动热点更集中于靠近俄罗斯本土的北极东部和太平洋入口。然而，这种合作本身就足以改变北极的安全态势。它意味着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可能因中国的技术支持而得到增强，而中国则获得了在关键水域的作战经验和态势感知能力。

北极理事会的角色变化是另一个观察点。 作为北极治理的核心多边机制，北极理事会因乌克兰战争已陷入事实上的停摆（西方七国拒绝与俄罗斯合作）。这为“非北极国家”中国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中俄双边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传统上由北极八国主导的多边框架，正在塑造一种新的、更具排他性的区域合作模式。

北极国家的反应是矛盾且焦虑的。一方面，它们对中俄军事合作的深化感到不安，视其为对北极和平与稳定环境的威胁。加拿大和美国的官方文件均将中俄并列视为挑战。另一方面，正如维什尼克所建议的，理性的应对措施应是聚焦于实际威胁（如高超音速导弹），通过升级北美防空司令部的雷达系统来加强防御，而非过度炒作“舰艇环绕”这类象征性威胁。她认为，“一旦更冷静的头脑占上风”，这可能开启新的对话。但这恰恰揭示了当前北极困境：安全困境的螺旋正在挤压理性合作的空间。

规则、双重标准与北极的未来秩序

丛培武大使在渥太华的讲话，以及卡尼总理在达沃斯的演讲，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词：双重标准。丛培武呼吁中加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避免地缘政治中的“双重标准和丛林法则”。卡尼则批评许多国家在谈论基于规则的、正在分崩离析的全球秩序时，采用了双重标准。

这实际上触及了当前北极乃至全球治理的核心矛盾。中国批评美国在格陵兰问题上的领土主张是“选择性适用国际法”，将自己包装成规则的捍卫者。而西方则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为违背了国际法裁决，其在北极的“军民两用”活动也隐藏着改变规则的意图。双方都在利用规则话语来包装自身利益，并指责对方虚伪。

在这种互信缺失的背景下，北极的未来可能出现两种并行且对立的秩序。一种是基于北极八国主权和排他性管辖的传统秩序，它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的权利，对域外国家的活动持谨慎和限制态度。加拿大“仔细审查”中国科研申请的政策正是这一秩序的体现。

另一种是基于功能性合作和事实存在的秩序，它可能由中俄双边合作、以及中国与部分北极国家在气候变化、科研等特定领域的合作所驱动。这种秩序更具实用主义色彩，可能绕过复杂的多边协商，直接塑造北极的实际活动格局。

对于中国而言，其北极战略似乎正在采取一种分而治之、区别对待的精细操作。在格陵兰问题上，与加拿大等国家寻求共识，高举主权和规则旗帜，以分化西方阵营，树立负责任形象。在北极整体参与上，面对投资受阻，转而深耕科研，并利用俄罗斯被孤立的战略机遇，深化与之在航道和安全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实质性拓展存在和影响力。

北极，这片冰封之地，正在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大国竞争时代国际规则的弹性与脆弱，以及战略叙事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复杂舞蹈。中国与加拿大在格陵兰主权上的“眼对眼”，或许只是一段短暂的和声；而中俄在北极冰原下悄然深化的协作，则可能正在谱写影响更为深远的旋律。未来北极的稳定，将不取决于单一国家的宣言，而在于相关各方能否在警惕与利益交织的迷宫中，找到竞争与共存的脆弱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