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听证杜特尔特：菲律宾禁毒战争的法律与政治博弈

2026年2月23日凌晨，荷兰海牙和平宫的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开庭。三名法官面前堆着数千页证据文件。检方副检察官马梅·曼迪亚耶·尼昂向法庭陈述，前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在任内主导的“禁毒战争”中，通过恐惧和金钱奖励纵容法外处决，涉嫌犯下三项反人类罪。这场为期四天的“确认指控听证会”将决定这位80岁的前总统是否面临正式审判。裁决不仅关系数万菲律宾受害者家庭的诉求，也将检验国际刑事法院对在位国家元首追责的实际能力。

法庭上的指控与证据

检方的指控时间跨度达十年，从杜特尔特担任达沃市市长时期延伸到其总统任期。第一项指控涉及2013年至2016年间的19起谋杀，指其在担任达沃市长期间直接指挥“达沃行刑队”。第二项指控聚焦2016年至2017年，即其总统任期初期，14名被列为“高价值目标”人士被杀害的事件。第三项指控范围最广，涉及2016年至2018年全国“清洗行动”中死亡的43名疑似吸毒者或小规模毒贩。

尼昂当庭展示了杜特尔特多次公开讲话的视频记录。在2016年一段广为流传的演讲中，杜特尔特对执法人员说：“如果毒贩反抗，你们就杀了他们。我会保护你们。”另一段记录中他声称：“当我还是达沃市长时，我常骑着摩托车在街上转，寻找罪犯来杀。”检方认为这些言论并非夸张，而是明确的指挥信号。法庭文件显示，部分涉案警察承认收到“高层”指令，每完成一次“行动”可获得2万至5万菲律宾比索的现金奖励，相当于数月工资。

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尼古拉斯·考夫曼采取了双重策略。在法律层面，他坚持国际刑事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因为菲律宾已于2019年3月正式退出《罗马规约》。在事实层面，他辩称检方“选择性摘取”了杜特尔特“豪言壮语”的片段，其当事人的言论从未意图煽动暴力，只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沟通风格”。考夫曼曾向法庭提交杜特尔特的医疗报告，试图证明其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无法参与诉讼，但这一主张在今年1月已被法庭驳回。法官认定杜特尔特“能够有效行使诉讼权利”。

马尼拉街头的分裂与国内政治震荡

听证会当天，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都会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街头场景。在奎松市由天主教会运营的“希望之家”社区中心，超过100名受害者亲属聚集在电视屏幕前观看庭审直播。36岁的活动人士帕特里夏·恩里克斯对法新社记者说：“这是历史性时刻，承载着痛苦与希望。”格洛丽亚·萨米恩托的男友及其兄弟在杜特尔特任期最后几周内死亡，她盯着屏幕说：“他不敢出庭，也许是不愿承认自己的罪孽，也许是懦弱。”

与此同时，马尼拉另一处广场上聚集着数百名杜特尔特的支持者。35岁的厨师阿尔多·维拉尔塔举着标语牌，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前国家领导人是“对菲律宾主权的侮辱”。这种分裂直接映射到菲律宾最高政治层面。现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二世与现任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即杜特尔特的女儿——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公开化。2026年2月第三周，萨拉·杜特尔特正式宣布将竞选2028年总统。她在马尼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是萨拉·杜特尔特，我将竞选菲律宾总统。”

这种对峙有其制度根源。菲律宾的总统和副总统是分开选举的，这意味着来自不同政党甚至互为政治对手的人可能同时担任这两个职位。2025年，菲律宾最高法院曾阻止参议院对萨拉·杜特尔特启动弹劾程序，该程序涉及腐败指控以及她被指参与针对马科斯总统的谋杀阴谋。分析人士指出，马科斯政府于2025年3月11日在马尼拉逮捕杜特尔特并将其移交海牙，这一行动本身就带有削弱政治对手家族的考量。杜特尔特的支持者批评现政府“将前领导人出卖给一个管辖权存疑的法庭”。

管辖权争议与司法先例

本案最核心的法律争议在于管辖权。菲律宾于2011年批准《罗马规约》，杜特尔特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启动初步调查后，于同年3月宣布启动退出程序。根据规约，退出通知发出一年后生效，菲律宾于2019年3月正式不再是缔约国。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据此主张，法院对2019年3月之后发生的事件没有管辖权，对之前发生的事件也因菲律宾的退出而丧失管辖权。

2025年9月，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作出裁决，驳回了辩护方的管辖权异议。裁决书指出，国家不能“滥用退出权来庇护已处于法院审查中的涉嫌犯罪者”。法院认为，其对本案的管辖权基于菲律宾仍是缔约国时（即2019年3月前）法院已启动的初步调查，这种管辖权具有持续性。辩护方已对此裁决提出上诉，目前仍在审理中。这一法律解释若最终确立，将堵住未来试图通过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规避调查的国家领导人的一条退路。

从更广的视角看，杜特尔特案是国际刑事法院处理“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以外大规模暴行案件的重要测试。与法院此前审理的刚果、乌干达、苏丹达尔富尔等案件不同，菲律宾的“禁毒战争”发生在相对稳定的国内治理框架内，涉嫌犯罪者是本国执法体系而非反政府武装。检方需要证明这些杀戮是“针对平民人口的广泛或有系统的攻击”的一部分，且杜特尔特具有“组织者或指挥者”的故意。菲律宾国家警察官方报告的死亡人数为6181人，而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员和人权组织的估计数字在1.2万至3万人之间，其中绝大多数是城市贫民区的男性青年。

地区与全球影响

杜特尔特案的走向将对东南亚地区乃至全球的人权与法治话语产生影响。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内部，菲律宾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长期面临严峻的毒品犯罪问题，杜特尔特式的“铁腕禁毒”曾获得部分民众和邻国强硬派政治人物的 tacit支持。若国际刑事法院最终决定审判并定罪，可能抑制该地区未来出现类似极端执法行动的倾向。然而，这也可能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被描绘为“西方司法机构对亚洲国家内政的干涉”。

从全球层面看，国际刑事法院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美国虽非《罗马规约》缔约国，但曾以制裁威胁法院工作人员，反对其调查美国公民或盟国人员。俄罗斯于2022年入侵乌克兰后，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引发了关于国际刑事司法政治化的新一轮辩论。杜特尔特案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进入实质审理阶段，法院的每一个程序步骤和实体裁决都将被仔细审视。法院需要向国际社会证明，其运作是基于法律而非政治考量，能够公正处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案件。

马尼拉雅典耀大学政治学教授罗纳德·门多萨指出：“此案的结果将定义‘反人类罪’在非战争状态下的适用边界。如果检方成功，未来任何国家领导人若系统性地煽动法外处决，无论是否处于武装冲突中，都可能面临海牙的审判。如果失败，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将再次受损，被视为一个只能处理非洲案件的选择性机构。”法院预计将在听证会结束后的60天内，即2026年4月底前，就是否确认指控并启动正式审判作出决定。无论结果如何，海牙法庭内这三天的听证，已经将菲律宾街头数千次枪响的回声，带入了国际法治的核心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