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杜特尔特：菲律宾“禁毒战争”的问责之路

2026年2月23日，荷兰海牙和平宫。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分庭内，检察官开始向法官陈述针对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证据。这位80岁的政治人物面临三项反人类罪指控，核心是他在担任达沃市长及总统期间，被指主导了导致数千人死亡的“禁毒战争”。杜特尔特本人没有出庭。他称这些指控是“无耻的谎言”，并以年老体衰为由放弃了出席权利。这场听证并非正式审判，而是决定案件是否进入审判阶段的关键程序，结果将在60天内公布。对马尼拉的受害者家属和全球人权观察者来说，这是近十年血腥禁毒行动后，司法问责可能迈出的实际一步。

法庭上的指控与达沃的“行刑队”

副检察官马梅·曼迪亚耶·尼昂在法庭上的陈述具体而冰冷。他指控杜特尔特建立并鼓励了一种由恐惧和金钱驱动的杀戮体系。在南部城市达沃，杜特尔特被指在2013年至2018年间，组织了一支由警察和职业杀手组成的“行刑队”，涉嫌直接参与了76起谋杀和2起谋杀未遂。检察官描述，对一些执行者来说，杀人甚至演变成一种“变态的竞赛”。这种模式在他2016年当选总统后，随着全国性的“禁毒战争”而迅速扩大。

数据揭示了这场运动的残酷规模。菲律宾国家警察官方承认的与禁毒行动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但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人权团体根据现场调查和媒体报道估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人。死者中有像洛雷·帕斯科两个儿子那样的普通人。2017年5月，她的两个儿子出门工作后再没回来，后来被发现身中数弹。还有谢拉·埃斯库德罗18岁的弟弟，2017年他的尸体被发现时，被包装胶带紧紧缠绕。这些不是孤例，而是一个庞大受害者群体的缩影。

杜特尔特的辩护策略从一开始就充满对抗性。他的法律团队曾以菲律宾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罗马规约》为由，质疑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但2025年9月，法院法官驳回了这一动议，明确指出国家不能通过退出规约来“滥用权利”，以庇护已处于法院审查下的涉嫌犯罪者。这项裁决目前仍在上诉中，构成了本案第一个法律争议点。

从达沃到马尼拉：国内的反应

当海牙进行听证时，菲律宾本土的反应两极分化。在马尼拉大都会区，由多个公民团体组织的活动中，超过100名受害者家属聚集在大型电视屏幕前观看听证会直播。志愿者兰迪·德洛斯·桑托斯说：“我们希望国际刑事法院，即使远在千里之外，最终能为所有这些家庭伸张正义。”他17岁的侄子于2017年8月在一起所谓的禁毒突袭中被三名警察枪杀，此案曾引发公愤，并在次年罕见地导致三名警察被马尼拉法院判定谋杀罪成立。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杜特尔特支持者的愤怒。他们将矛头指向现任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政府，指责其逮捕并将杜特尔特移交给一个他们质疑管辖权的法院。这种指责带有政治色彩，因为马科斯与杜特尔特家族虽是政治盟友的后代，但如今已是明确的竞争对手。更复杂的因素是，杜特尔特的女儿、现任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已于上周宣布将竞选2028年总统。她在声明中批评了当前政府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这被广泛解读为对父亲政治遗产的捍卫和对未来权力的直接争夺。

杜特尔特本人对此案的应对混合了蔑视与实用主义。他在写给法庭的信中，以讽刺的口吻解释不出席的原因：不想参加“我几分钟后就会忘记的法律程序”，并自称“年老、疲惫且虚弱”。但就在上月，法院法官在评估医疗报告后，裁定他身体状况适合受审。这种“老弱”形象与他在任时精力充沛、言辞激烈的公众形象形成了微妙对比。

国际司法与主权博弈：管辖权之争

本案的核心法律与政治缠斗，围绕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展开。时间线显示了双方的博弈。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布就菲律宾的暴力禁毒行动启动初步审查。时任总统杜特尔特在一个月后——2018年3月——宣布启动退出《罗马规约》的程序。人权活动家普遍认为，此举旨在逃避国际问责。根据规约，退出通知需一年后生效，因此菲律宾于2019年3月正式不再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

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有一个关键条款：对于在成员国退出前已发生的、或该国虽已退出但法院已启动调查的犯罪行为，法院仍可行使管辖权。检察官认为，杜特尔特被指控的罪行，其模式从达沃时期延续至总统任期，且在菲律宾退出前，法院的初步审查已经启动。这正是预审分庭在2025年9月裁决中支持的观点。法官们写道，不能允许国家通过退出机制来“屏蔽个人免于为已被考虑审理的涉嫌罪行承担司法责任”。

这场管辖权之争超越了法律文本，触及国际刑事法院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的深层矛盾：全球正义的理想与国家主权现实之间的冲突。菲律宾并非第一个与国际刑事法院产生龃龉的国家，但其案例的鲜明性在于，它直接涉及一位以民粹主义和“法外正义”获得高支持率的国家前领导人。杜特尔特在国内的庞大支持基础，使得任何外部司法行动都可能被其阵营塑造为“西方干涉”或“新殖民主义”，从而激化民族主义情绪。

未来走向：司法程序与菲律宾政治

从现在起，案件的走向取决于几个明确的时间点和变量。海牙的预审听证定于2月27日结束，随后法官有60天时间决定是否确认指控。如果确认，案件将进入审判阶段，那将是一场可能持续数年的法律战。如果驳回，检察官理论上可以上诉，但案件将遭遇重大挫折。杜特尔特法律团队对管辖权裁决的上诉结果，是另一个需要观察的平行战线。

无论法律结果如何，其对菲律宾国内政治的影响已经显现。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宣布参选总统，将使其父亲的司法案件成为2028年大选的核心议题之一。她可能采取两种策略：一是与父亲的遗产保持距离，专注于自己的政治纲领；二是全面拥抱杜特尔特主义，将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描绘为对其家族和政治运动的迫害，从而动员核心支持者。目前她的表态倾向于后者。

对现任马科斯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一方面，配合国际刑事法院的程序，可能迎合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期望，改善菲律宾在某些外交领域的形象。另一方面，政府必须谨慎避免被描绘成“外国势力的代理人”，从而激怒仍然强大的杜特尔特支持者群体。马尼拉的政治观察家指出，政府在实际操作中采取了“技术性配合”而非“政治性推动”的姿态，试图将自身定位为仅仅履行法律义务。

受害者家属和公民社会的期望是明确而迫切的，但其中也夹杂着忧虑。谢拉·埃斯库德罗的担忧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我们知道，如果又一个杜特尔特上台，同样的杀戮政策将会继续。”这种担忧指向了一个比单个案件判决更根本的问题：一个社会能否通过外部司法干预，来改变其内部根深蒂固的暴力执法文化与对强人政治的依赖？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或许能在法律上定义杜特尔特的行为性质，但菲律宾社会内部的裂痕与对法治的共识，仍需马尼拉，而非海牙，来最终弥合与构建。